20180104

印度文化支配中國文化?


東西文化有根本上的差異,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將人類文化分為東方的和西方的,卻是有點過於粗略的劃分;就以中國和印度為例,雖同屬東方,但其實是兩個獨特的文化,如果只以「東方的」這個概念來理解,便模糊了這兩個文化的重大差異。


關於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差異,去年十月便發生了一場外交小風波。在一個全國旅遊業慶祝活動的典禮中,印度內政部長辛格 (Rajnath Singh) 在致辭時,特別提到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他的說法是:「印度不費一兵一卒,就在文化上控制並支配了中國逾兩千年。這就是印度的影響力!」辛格還搬出了中國文化名人胡適,認為這個說法是胡適也贊同的。被視為中國政府喉舌報的《環球時報》立刻出了文章反駁,批評辛格此說誇大其詞,不過是為了激發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文章還指出佛教在印度早已式微,印度现在的主流宗教是印度教,即使古代的印度文化曾經影響中國,也不代表現在的印度文化對中國有何影響。

那麼,辛格所言,究竟是對是錯呢?首先,不容否認的是,中國曾經受印度文化影響。最廣為人知的當然是佛教遠在漢朝傳入中國後,廣為流傳;單看全國佛寺之多,便可以知道佛教在中國流傳之廣。佛教、儒家、及道教鼎足而三,令中國成為儒釋道的三教文化;重要的是,佛教的影響不限於中國民間宗教信仰和習俗,還深入了讀書人的世界,因而影響了中國的哲學思想、文學創作以及藝術情趣。

然而,辛格說的,明顯是言過其實 --- 印度文化對中國影響深遠,這是事實,但不等同印度「在文化上控制並支配了中國逾兩千年」。佛教傳入中國後,是經過了深刻的本土化,才能夠廣泛流傳,與印度本來的佛教,已有很明顯的分別。例如在中國流行的禪宗,便是充滿中國色彩的佛教,不屬於印度;到禪宗影響後來的宋明理學,若問那是不是印度文化影響中國,可以答「是」,也可以答「不是」,因為那影響已是相當間接的了。

辛格搬出胡適來支持他的說法,其實很有反諷意味 (ironic),因為胡適雖然承認印度佛教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甚至稱佛教東傳時期為中國的「印度化時代 (Indianization period)」,但他對這影響的評價是十分負面的。胡適曾經這樣說:「我必須承認我對佛家的宗教和哲學這兩方面皆沒有好感。事實上我對整個的印度思想從遠古時代,一直到後來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認為佛教在全中國自東漢到北宋千年的傳播,對中國的國民生活是有害無益,而且危害至深且巨。」(見唐德剛整理《胡適口述自傳》第十二章) 如果胡適對印度思想的評價是對的,那麼,印度文化對中國越有影響,那便越是壞事!不過,胡適的說法雖然沒有辛格的那麼誇張,卻不免偏頗,例如他說的「印度化」,便有點用詞不當,應該是「佛教化」才對;此外,佛教對中國國民生活的影響也不盡是壞的,胡適只是由於推崇科學、痛恨迷信,從單一角度評價佛教,才得出他那極端的結論。

無論如何,一個文化對另一個文化的影響是很複雜的事,必須深入研究才可以弄清楚;然而,如果是沒有影響,卻很容易觀察到,例如印度文化對西方文化並沒有甚麼影響,那是很明顯的。今年是披頭四樂隊拜訪印度瑜伽大師優濟 (Maharishi Mahesh Yogi) 的五十周年,雖然當年是盛事,卻不代表印度文化對西方文化有重要影響。有趣的是,中國在古代受印度文化影響,在近代則受西方文化影響,但中國文化卻對印度和西方都沒有影響。為甚麼會這樣?這當然也是要深入研究才有答案,不過,我不妨大膽提出可能的解釋:儒道兩家的思想及道教作為民間迷信都缺乏宗教的感召力量,因此只能對周邊文化較弱的小國有影響,卻難以滲入印度這樣以宗教為主的文化;另一方面,儒道思想亦沒有西方近代文化在科學和政治上的明顯作用,容易被視為守舊或不夠進步,自然影響不到崇尚進步的西方文化。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8年1月號)

10 則留言:

  1. 絕不認同“周邊文化較弱點小國”這樣的說法。文化沒有高低、強弱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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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這個問題很複雜,可以有很不同的看法;我不肯定自己的看法一定對,所以不奇怪有人不贊成,而且不會「絕不認同」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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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化若無高低之差,則無教化之說。所以,「文化」一詞應該有二義。一義為有高貴/野蠻、自由/封閉之等級差異的含意(如:以封建文化為劣,以自由文化為優);另一義應為某種體系的生活方式的客觀統稱(如共產黨文化、傳統中華文化)。
      第二義的文化是第一義的文化所批判之對象。第二義是客觀知識的問題(這是世間經驗科學之對象);第一義是價值判斷,以什麼原則去裁定文化之優勝劣敗,這是哲學中最艱深(pro found)的問題(而其中,黑格爾的理論影響頗深遠),也就是文化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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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文化沒有高低、強弱之分。//

      從文章的上文下理來看,「高、低、強、弱」顯然是指文化之**影響力**的高、低、強、弱。
      不同種類的文化雖然包羅萬有,但總體而言,一種文化對另外一種文化事實上是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或互相影響或也會有互相滲透(也是影響的一種)的。
      既然有影響的存在,其程度也就必然會有高有低有強有弱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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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趣的是,中國在古代受印度文化影響,在近代則受西方文化影響,但中國文化卻對印度和西方都沒有影響。為甚麼會這樣?//

    中國文化在古代曾有「諸子百家」,其中儒道均為兩家有較大影響的派別。老莊的道家較為崇尚以自然規律行事,不贊成過多人為干預社會運作,崇尚「無為而治」。這似乎有點類似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的運作形式;
    而孔子的儒家則較崇尚以人為設定的「守則」來「修身」和行事(似有點像伊斯蘭教的「清規戒律」),違者可被視為「大逆不道」;其自由度遠較老莊道家的「無為而治」為少。

    老莊道家認為儒家是「治標不治本」,正如老子《道德經》第十八章所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指出其問題的根本是當「聖人」不按大自然的規律施政即「大道廢」時,「聖人」之治難以維持(因為聖人也是人,也會犯錯;權力會令任何人貪腐)而道德淪喪時,才會有仁義等親民措施來作補救;「智慧出,有大偽」令造假虛偽狡詐之事層出不窮;強調「孝慈」則是因為社會「六親不和」;國家昏亂才顯出了忠臣。
    這與儒家只強調仁義智慧孝慈忠臣相比,而道家似乎更指出了治標如不治本則問題永遠存在。
    歷史似乎也證明了中國「獨尊儒術」數千年,時至今時貪官貪腐更是以億元計,可以說是「打破歷史記錄」了。
    歷史似乎證明了不改變「大道廢」,奉行權力集中的聖人之治(人治/黨治),「獨尊儒術」只會產生更多貪官,更多「大偽」,更多「忠臣」「奸臣」。
    似乎被歷史證明了是失敗的儒教又如何會對其它國家有大的影響力呢?

    (老子《道德經》第十九章的「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則似乎更是與孔子的儒家唱反調)

    而老莊道家在皇上「獨尊儒術」被弱化日漸演化為民間信奉多神的道教,追求長生不老,修道養生,得道成仙。
    可能由於道教信奉的諸多神仙均極具中國的地方特色,山神、城隍、土地、灶君還有天庭及玉皇大帝以及一眾朝廷官名官員,不容易適合其它國家的實際情況,故也難以在其它國家「落腳」;再加上民間傳說多是「各師各法」,難有統一的經書經文,其它國家更是無所適從,故也難以影響其它國家。
    所以即使是周邊弱小國家例如東南亞諸小國泰國緬甸等,也「寧願」信奉較有系統的佛教而很少信奉中國的多神道教。
    中國或可說是「強國」文化弱,可能皆因「大道廢」只適合人治/黨治的儒家文化不受人青睞之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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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儒道二家的主張平平無奇,前者叫人做人講良知,後者叫人順應自然。這些「主張」實不必刻意提倡,也是自然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反而佛教等宗教,因為它們本身「不自然」(依佛家眾生也是有執著的,執著是人的「自然狀態」;對眾生來說「空性」反而是後出的--通過否定negate自然狀態而顯的境界)。因為它們本身不自然,所以我們比較容易察覺到它們的存在;而儒道二者,就如呼吸般,即是存在也不察覺(當它們不起作用的時候,社會就大亂,這時我們就容易察覺它們之缺席)。(當然,說良知和自由是中國文化,這有點往自己的面上貼金;只能說,中國文化就是直從良知和自然作為底子而開出的燦然明備的文化系統;而良知和自然在其他的社會條件下有什麼表現,這是特殊性(particularity)的問題,不同的條件有不同的表現。如果要在這層次爭論「中國的儒道文化要在經驗文物層面對其他文化產生實質的影響」才叫有影響力,這影響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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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這影響未必是好事。//
      「中國的儒道文化」沒有影響力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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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當它們不起作用的時候,社會就大亂,這時我們就容易察覺它們之缺席)。//

      你這句話可能與俗話所說的「治世道,亂世佛,由治到亂是儒家。」之「由治到亂是儒家」的說法有多少雷同之處。

      「治世道」是有認為管治社會若愈人為干預社會就會愈亂,不過份人為干預,按自然規律辦事社會則會更好。
      據說中國數千年歷史僅有的幾個盛世「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是以老莊的「道」治世。第一個盛世就是參照老莊道家「無為而治」的「文景之治」,出現了鼎盛一時的漢朝,後人自稱為「漢人」;「貞觀之治」出現的盛唐後人也自稱為「唐人」。
      而儒家思想盛行則是社會由盛轉衰的徵兆。
      漢武帝獨尊儒術,不久就出現了王莽之亂。唐朝初期,李世民以道家思想治理天下,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傳人;但到了中後期,韓愈、李翱開始支持儒家思想,結果,唐朝慢慢走向崩潰。
      因此有「由治到亂是儒家」的說法。

      佛教則是類似一種「精神麻醉劑」,用於治世恐會出亂子;且亂世生活艱難壓力大,這種精神麻醉劑雖治世不行但卻可用來舒緩精神壓力。「亂世佛」之說可能由此而來。

      如果你說「中國文化就是直從良知和自然作為底子而開出的燦然明備的文化系統」的話,那試問又有哪個民族的文化不是「直從良知和自然作為底子而開出的燦然明備的文化系統」?
      難道世上會有哪個民族會說自己是以「無良和不自然作為底子」的?或如果你可以說哪個民族是以「無良和不自然作為底子」的話,又會不會被人說是有種族歧視之嫌呢?

      其實,人類歷史證明了「人之初」其實並非「性本善」的。即使是小朋友,也是會爭或搶東西玩。
      人類歷史上是以武力和殺戮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松林規則」,以決定野獸之王的方式來決定人之皇;
      即使到了現代所謂文明社會,很多國家和民族都已步入了以人類的自由民主選舉投票的方式,來取代以野獸類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松林規則」,但仍有一些國家和民族繼續是以「槍桿子裡出政權」,這種變相的野獸類「松林規則」來定皇與寇。
      不知道你認為「直從良知和自然作為底子而開出的燦然明備的文化系統」的「中華民族」是否已經脫離了近野獸類多過近人類的「松林規則」轉而用人類的自由民主選舉去決定「人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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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由治到亂是儒家」似乎是歷史上的一種社會現像,除了漢唐由盛轉衰過程中出現提倡儒家的現像外,近代歷史上中華民國政府也曾大力提倡儒家,但結果卻是貪腐日趨嚴重。
      據前輩的老人家人說,當年曾目睹大陸不少國民黨軍隊的高官剋扣軍餉中飽私囊,曾目睹士兵溫飽也成問題,嚴重影響戰力。儘管美國當年大量軍事裝備援助國軍,但國軍普遍戰力低下,數百萬國軍(除了只有幾個「王牌師」的將軍較廉潔士官能夠勇猛作戰之外)最終不敵「共匪」敗走薹灣。
      事實似乎證明了提倡儒家增加「忠孝仁義」減少「犯上作亂」只會對「好人」起作用,令好人更順服;而令「壞人」可更肆無忌憚貪腐。其實際結果就如漢唐的衰落和民國政府失敗那樣的結局。大陸似乎也在貪腐日趨嚴重的時候出現了大力提倡儒家的現像,「由治到亂是儒家」的歷史會否重複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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